胡厚宣等人的《殷商史》一书说到：从丰富的甲骨卜辞看来，殷商时代在武丁时就有了高高在上主宰着自然和人类一切命运的‘统一之神的宗教信仰，殷人相信在天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名叫帝或上帝。
他就从几十年所总结的前人经验，主要是从儒家方面找这些方法。他的解释不是单独的解释，而是把上面两句话连在一起来理解。
这里讲一些古人的提法。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这本书里面，其实没有怎么讲修养，他是讲道德的，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和道德规范。在宋代，朱熹不用慎独，而是用谨独。另外一方面就是内心保持警戒之心。莫显乎微，是说微细的东西是最显眼的。
什么是本来面目？在佛教，本来面目就是你的佛性很清静。朱熹说：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还有就是传统社会中的乡绅[19]339。
恒称 其 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以上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侧重点。[11]2759在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上，两极的对立性被他十分鲜明地摆了出来：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子思和孟子，他们的基本形象是王者师，不是顾问、智囊、高参，而是有自己文化理想、历史使命、政治远见、道德人格，能够特立独行的儒者。
[4]370孔子心目中有两个理想的政治范本：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批判精神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思孟学派把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具体化为道与势、德与位的分立，认为道高于势、德尊于位。非圣贤之伦，安能至于此乎？[11]2660孟子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自觉地以救正时乱，解生民于倒悬、弘扬孔子儒家之道为己任，对当时的社会乱象进行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
与孔子相比，孟子更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圣人之道相传授受统绪：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其实，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这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就是反专制主义的传统。
孔子说虽然把君臣之义当作人之大伦，但认为君主如果要求言莫予违就有一言丧邦的危险，这就是明显地反对个人独裁。先秦儒者道高于势、德尊于位的思想和精神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
假若通常的劝谏手段不能奏效，孟子主张采用非常手段，即以有道伐无道，取消无道之君的君主资格。对于儒学的批判品质，近代以来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另一方面是外围的隐士。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相诡也，乃各时也。在他看来，这二者又是一体的，因为周代的礼乐乃是先王之道的载体。《语丛一》云：友，君臣之道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在儒学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孔子以前王圣统一，政统与道统合一，然而自孔子以后，王圣分而为二，则以师儒为道的承担者，政统与道统不再合一，以政统言，王侯是主体。
他不用‘吾学，而用‘吾道，也具有深义。[11]2764-2765天下有道，以道殉身。
在道的自觉的基础上，孔子把道放在一个不可动摇的很高的地位上，要求士人必须作为道的担当者、固守者。他说：道在尔而求诸远[11] 2721，希望士人有高远的追求，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遂致王公纳其谋，以纷乱于上。后来德与位相待而成的观念就由此而起[9]92。子思曾在鲁国收徒授业，后又周游列国，到过宋、齐、卫等诸侯国，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游说诸侯，虽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重用，但没有因此而动摇其持守儒家之道的志向，更没有卑躬曲膝以求得荣华富贵，而是为了维护儒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为了光大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抗节守道，不降其志，恒称诸侯残民害道之行，不惧自己身处穷困危难之中，成为当时一位颇有影响的儒者代表人物。对于国君应当如何对待士人，子思认为国君应当以士人为师，而不是与士人交友。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17]1319这里后面三个方面都与孟子的批判精神相关，这正是孟子在中国儒学史上特别光辉的地方，也是他对儒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的地方。
[21]11余英时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轴心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自始即受到他们所承继的文化传统的规定，就他们管恺撒的事这一点来说，他们接近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以道统言，则师儒是主体。
即是说君臣关系是一种朋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孟子以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以拨乱反正，平治天下为己任，曾明确地表示：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统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3-0043-06 收稿日期：2013-12-09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05） 作者简介：韩星， (1960—)，男，陕西蓝田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及儒学、儒教研究。成孙弋见，公曰：‘乡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秦汉以后，儒家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积极的、直接的、对抗性的和消极的、间接的、不合作的两种方式有，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
显然，这种合作是一种理想，而他就以这理想作为天下的最高标准。尽管后儒把儒家道统狭隘化为心性道统，但如果从孔子有机整体的道统原型出发，荀子在儒家道统史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11]2753天爵与人爵虽然不是对立或抵牾的关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通过褒贬古今的对比表达了重天爵轻人爵，以天爵统摄人爵的价值倾向。一、人道为本——孔子之道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于道为最高。
所谓社会批判精神或叫抗议精神，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君主政体，即是出现了孟德斯鸠讲的专制政体，也往往都是短命的，如秦始皇、隋炀帝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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